周明徹



　　政商關係，長期以來被社會大眾所議論，社會上普遍對政治權力感到神秘與好奇；另一方面，人們對於富商巨賈的羨妒，也常檢視其財富累積之正當與否。錢與權之間存在著何種關連，會激發出何種效應，是相輔相成抑或是交相為惡？



　　此次討論的文章是 Fisman（“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5-1102.2001）的文章，文中作者以印尼為實證例子，說明在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經濟遭逢相當大的衰退。究其原因，作者認為綿密的政商關係促使著企業不致力於生產力上的投資而將資源用於建立政商關係，是造成衰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作者採用了事件分析法，引用了Lexis –Nexis文章中４８４則關於蘇哈托身體狀況的傳聞，並採用城堡集團所建立的蘇哈托依存指數（１９９５），將２５個集團依和蘇哈托的親密程度分成五級。



　　藉由這些資訊，做一條簡單的回歸，將依存度作為解釋變數，以雅加達股市交易所顯示的股價報酬率作為被解釋變數。並使用一個截矩項，代表著“政治依存度”及“劇烈變動”之間的關係。它是個正值，顯示出在這些不利的傳言之時，關係較深的集團所受的影響就多一點。結果甚至顯示出政商關係良好的公司，它的獲利可能大部份是來自於政治力的影響。



　　而政治力的價值，作者便以不同等級間報酬率減少的多寡來衡量。但卻無法完全地描述政治關係的價值，因為傳言只能代表著蘇哈托下台的機率增加，並不能完全代表他將結束執政。所以除非蘇哈托毫無預警地下台，方可完全地衡量出他對企業的政治價值。　



　　衡量政治力價值的多寡有許多的困難，主要是政治關係這部份的資料很少。尤其在政權不集中的一些地區，去定義政治從屬性更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即便出現了一個主觀的衡量方法，但合適資料依舊很難搜集，因為大家認為這是種禁忌的話題，以及政治關係是一直不斷在改變的。最終就算找到合適的資料，那該如何去衡量政治力的價值呢？簡單衡量獲利的方法並不適合：一般而言，政治關係較好的公司不一定有較高的獲利，即便它從政府獲得了很高的租，但它也得運用相當多的資源去從事競租。



　　因此對政治力的衡量仍未有一個大家普遍信服的衡量方法，不論多民主的國家，政商關係皆頗為隱晦，很難有完全地攤在陽光下任大家檢視，僅管大家深感好奇，但它依舊蒙著一層面紗。

　　對於時間的討論不同的學派有其不同的焦點：Chicago和UCLA是著重在對於未來不確定的訊息成本上，Keynesians則是強調貨幣工資和價格調整速度上的遲鈍，Austrian在資本結構(capital structure)來表現時間的概念。經濟學一般來說是關心資源配置的問題，最直接處理時間因素的方法是去探討跨期關係的資源配置，這裡就牽涉到資本的問題。Meger提出”goods of various orders”的概念，這裡的order是指資本財和最終消費財間的暫時性關係(temporal relationship)，Bohm-Bawek進一步描述在時間間隔(interval of time)中發生了什麼，時間間隔的縮短或延長對於影響資本財的分配。而凱因斯提出新的處理總體經濟的方法，把總體經濟學從資本理論(capital theory)的問題中解放出來，同時也放棄了處理時間問題的直接方法。



　　資本財的市場最能直接表現跨期的市場力量，透過交易的媒介－貨幣，資本財才能和消費財進行交易。在自我均衡的市場體系下，貨幣被視為是loose-joint(Hayek提出的)，是連接需求的能力(ability of demand)和供給的意願(willing of supply)，因為貨幣的使用，才允許供給和需求間出現數量上的差異。這樣的差異多半表現在資本來的供給和後來相關的消費財的需求間的looseness，就是這樣的looseness引起許多的總體經濟上的問題。除了將貨幣是為是loose-joint外，另有兩種對貨幣有極端的看法：tight-jointed money和broken-jointed money。前者否認有跨期調和的問題，認為所有的交易都在永久的均衡架構下進行；後者則否認有任何利用市場方法解決跨期協調的問題，價格不可能傳遞關於時間上資源配置的訊息或是提供對於需求的正確誘因。Wicksell代表早期tight-jointed money的總體模型，所有的價格(來自real-cash-balance effect)都是同向的變動，著重在全部貨幣數量和一般價格水準的關係；因此貨幣(money)和價值(value)是兩個分別的概念，也由於這樣的區別，使得現代的理論可以用單一的總和商品(commodity)來取代生產和產出複雜的跨期結構。和tight-jointed money相對的概念是broken-jointed money，否認了Say's Law對於貨幣經濟的應用，把貨幣利率是為是當前的現象(current phenomenon)，而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達到經濟活動的跨期協調，這也解釋了Keynes為何排除了資本理論(capital theory)。在資本結構中各種要素間的關係從來不是Keynes理論得一部份，經濟最後可以達到均衡是藉由偶然的因素或是一個人為的操作，不存在著由市場力量而達到的均衡。



　　David Laodler和Paul Davidson都體認到時間和貨幣在總體經濟學中的重要性，他們分別由Monetarists和Keynesians出發，並考慮到這兩個因素。David Laodler在數量理論的傳統下納入了訊息市場，對於不確定的未來訊息，並不是免費取得的，因此藉由訊息市場來捕捉時間的概念；Paul Davidson則是接受凱因斯理論，利用貨幣工資契約來討論跨期交易的問題，並且避開暸傳統上長期是由一連串不相關的短期所組成的尷尬，從勞動市場著手來討論時間性的問題，也就無須面對資本理論(capital theory)的一般性問題。